正确政绩观，其要义在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与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对于高校而言，这一要求并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其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与人才培养主阵地必须恪守的办学逻辑与行动指南。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回报滞后的特性，决定了急功近利、“短平快”的思维必然与之南辕北辙。唯有以正确政绩观为锚，遵循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方能在这片需要静待花开的沃土上，培育出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参天大树。
一、 破题“显隐之困”：辩证看待当下急需与长远发展
在高校科研管理中，“显绩”与“潜绩”的矛盾尤为突出。“显绩”是那些能快速见成效的成果，如重大项目攻关、高水平论文发表，这些指标直接关联学校声誉与资源获取；“潜绩”则指向重大基础理论突破、底层科学原理探究及人才培养等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往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意味着高校管理者必须具备“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与担当。
一方面，对于服务国家急需的“显性”指标，必须做实做细，这是高校服务社会、回应国家战略需求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更要将目光投向长远，在重大基础理论与底层科学原理上组织力量长期攻关，鼓励深耕与反复试错。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上，应着重加强基础课程与教材建设、青年教师培育、学术氛围营造等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或许短期内难以量化为耀眼的数据，但却是决定基础研究能否持续涌现的根基。这种远近兼顾、显隐结合的策略，要求高校在资源配置、评价机制上做出系统性安排，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
二、 平衡“双轮驱动”：促进自由探索与集成攻关的有机统一
基础研究本质上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探索，好奇心与兴趣是重要的驱动力。然而，这主要集中在研究的前端，真正将基础研究深入推进并转化为应用成果，则往往需要系统性的集成攻关。以量子力学为例，其诞生之初源于科研工作者的兴趣探索，但最终催生出“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等国家重大原创成果，依靠的则是无数科研人员长期、系统的集成攻关。
正确政绩观引导下的高校管理者，需科学把握这一辩证关系。既要鼓励自由探索，保护科研工作者的好奇心，营造宽松包容的学术氛围，让“冷板凳”上的学者能安心耕耘；又要强化目标导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打破传统“线性”研究范式，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汇聚多学科优质资源开展集成攻关。因此，综合型大学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既让基础研究前端兴趣驱动得以滋养，又让后期集成攻关效能最大化的生态系统。
三、 深化改革实践：以制度创新夯实基础研究根基
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实际成效，关键在于制度的支撑与落实。当前，许多高校已在探索中取得了宝贵经验，为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供了实践路径。
其一，以评价改革为“指挥棒”，确立长周期支持机制。 针对基础研究的特点，必须破除“唯论文、重数量”的短视评价导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例如，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实施长周期评估，包容潜心研究过程中的“有价值失败”。四川大学数学学院通过“一院一策”改革，实施人才分类评价，为深耕基础理论的学者解除了考核的后顾之忧；哈尔滨工业大学则通过“青年拔尖人才选聘计划”等，为有潜力的青年学者提供直接晋升通道和长期支持，让“冷板凳”逐渐热起来。
其二，以交叉融合为新引擎，激活协同创新效能。 进入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融合成为突破的关键。综合型高校应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通过设立交叉研究院、交叉研究基金等方式，打破院系壁垒，促进文理工医的深度融合。中山大学通过建立交叉学科研究机构，将基础研究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鼓励学者从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实现了个人兴趣与目标导向的统一。这种有组织的交叉研究，正是集成攻关在制度层面的有力体现。
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石。高校作为这一伟大事业的主力军，其秉持的政绩观深刻影响着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与未来。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要求高校管理者在功利与浮躁中保持定力，在当下急需与长远发展间掌握平衡，在自由探索与集成攻关间搭建桥梁。通过深化评价体系改革、优化资源配置、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等制度创新，将“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转化为“功成必定有我”的实干。唯其如此，方能使得基础研究得以行稳致远，真正产出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卓越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不可替代的科技根基。